第6节(3/5)
十三岁时，戚继光有过一次街头的见义勇为，救了一对受人欺负的母女。虽然这只是一个少年的性情冲动，倒见出戚继光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这件事引起了总兵王栋的注意，他特意召见了戚继光，见其“状貌庄严，丰神朗润，隆准方颐，声语洪远，沉毅有大度”，对这个少年有了很好的直觉印象。戚继光的父亲趁机上门提亲，王总兵虽觉得有点不够门当户对，但又看上了戚继光。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王总兵将就着答应了。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六月，戚继光的父亲一病不起。自知来日无多的戚景通，让戚继光到吏部办理袭职。这一去，竟是父子的诀别。这年八月，戚景通去世。两个月后，戚继光办完了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的手续，回到了登州。
这一年，戚继光年仅十六岁。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八岁的戚继光被正式授予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也就在这一年，他娶妻“万户南溪王将军栋女”。戚继光的青少年时代，虽有父母故去的家庭不幸，但没有任何艰辛与努力，轻松地成为了正四品的官员，并且还拥有了总兵老岳父这座“靠山”。如果不是命运的垂青，从寒门子弟起步，戚继光再努力十八年，也不一定能跻身官场。继续奋斗十八年，也不一定能成为“高干”。
幸福生活，唾手而得。但戚继光并没有就此安逸，因为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二、奋斗的尝试
靠运气，一步登天很简单。真正要自我奋斗，那是不容易的。
戚继光担任了卫指挥佥事，秩正四品，看起来是个大官，其实并无多大的权力，想有所作为就更难了。明朝的军制是实行军屯，卫所里的士兵大部分时间在种地。一个卫一般有五千名士兵，长官是卫指挥使，副手是卫指挥同知，下面是一大堆卫指挥佥事。戚继光担任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不过是个二级机构负责人。卫指挥佥事一般分掌训练、军纪，而戚继光具体负责的又是登州卫的屯务，说好听点是分管后勤工作，实际上就是分配士兵种地，属于在专业部门干非专业的事。种地都能种出英雄，起码到明朝为止，还找不出相关的历史记录。
明朝的官场风气，世袭的官员因为来得容易，也普遍被人瞧不起。没有“进士”这张文凭，你的身份就是小广告办证的给弄出来的。被社会尊重的，是科班出身。戚继光决心改变自己的身份，毕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与纨绔子弟大不相同。
刻苦准备了三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戚继光参加了武举乡试。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戚继光一举中举。
踌躇满志的戚继光，第二年赴京会试。不过，戚继光考得很糟糕，就像现在的体艺类高考，戚继光的专业出色，文化课真的不行。虽说戚继光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要有第三种准备。
交白卷也是可能出英雄的，戚继光鼓起勇气准备交卷。就在这时，兵部侍郎杨守谦跑来了，在考棚里大声喊：都把笔扔了，赶紧跟我抄家伙！
考生们以为是试题有错要换卷子，其实是俺答的大军来了——这就是“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是明朝继“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俺答部攻陷京城外围的密云、顺义，进逼京城九门。京城兵力不足，朝廷只好将前来应试的武举人投入战斗。戚继光临时受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就是负责向九门传达命令，并监督命令的执行。
真打仗，戚继光这是第一次。当兵这么多年，戚继光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真敌人。
“庚戌之变”危机解除，明朝北方的局势依然严峻。为了加强边防，明廷令各地卫所选拔一批精壮士兵，到长城一线协防。从此，戚继光开始了戍边生涯。
以科举谋取功名，不适合戚继光，他也没有继续往前走。但应试麻烦，戍边更艰辛。戚继光在一首诗里写道：“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这诗的解读，相当麻烦：有人读出了志气，有人读出了怨气。到底什么意思，只有戚继光自己最清楚。机械地重复单调的工作，正常人都会有点牢骚。
戚继光驻守的地方又是蓟门，蓟门为明朝的四大防区（宣、大、蓟、辽）之一。因为太重要，所以高级军官多，戚继光的四品衔根本排不上号。在这里，戚继光只能巡哨。指挥军队，那是领导的事；站岗放哨，那是士兵的事。戚继光的日子不爽，好歹轻松。
业余时间里，戚继光没有打牌、喝酒，而是认真地写了篇专业军事论文，对明朝的边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明朝的武将多是大字不识，戚继光的这篇《备俺答策》，引起了兵部官员注意，发表在兵部“内刊”，供京师一带的守将学习，戚继光很是风光了一阵。但红了一阵，就再也没有下文。几乎白白混了三年，边境形势趋缓后，戚继光重新回到了山东。
五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山东总督备倭。这个时候，明朝的“南倭”形势明显压过“北虏”问题。正是由于“倭寇”问题的升级，戚继光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倭寇的面目
中国的“倭寇”之患由来已久，十四、十五世纪日本进犯朝鲜半岛，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元朝曾两次攻打日本，但最终庞大的海军因遭遇台风而告失败。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曾勾结倭寇进犯山东，但同样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中日之间大海阻隔，渡海太难了——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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