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5/5)
汪直开辟了日本市场并迅速做大，田汝成曾任广东提学佥事，其《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从此“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大量海盗（倭寇）及沿海商人与居民投到其旗下，汪直的武装多达五千余人，而其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只在三千左右。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与“寇掠派”，汪直属于前者，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萧显、徐海等走私集团。
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有着地方官“私市”的默许，汪直也卖力地配合官府，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败走日本，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成为“东南祸本”，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
汪直最终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团，次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的则是萧显集团。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既祸害一方，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嘉靖倭难”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倭寇”很快由寇转商，“倭患”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但在嘉靖朝，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一根筋地依赖军事手段。
五、窝囊的开局
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共计六百零九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
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这个背景下，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改迁浙江都司，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在胡宗宪的指挥下，与俞大猷、刘显等人共抗倭寇。
戚继光参与抗倭，机会也有点意外。朝廷要从山东选择军官到浙江，虽然是要去打仗，但也相当于从贫困地区调到发达地区，所以请客送礼的很多。戚继光没有谋个肥差的想法，所以不跑不送。但最后入选的，恰是戚继光。
任人唯贤，不是封建官场的正气，而是胡宗宪的关注。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胡宗宪的脑细胞差不多都因抗倭死掉了。倭患不见好转，是手下的窝囊废太多。现在，他急需一个有勇有谋而又荣辱不惊的人。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他决定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戚继光。
这一年，戚继光刚刚二十八岁，正踌躇满志，有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
戚继光建功立业的时机，很快就来了。上任一个月，倭寇要抢掠浙江慈溪。据情报，倭寇不过千人，而戚继光召集的士兵达万名之众。这该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戚继光指挥浩浩荡荡的人马，直扑慈溪东南的龙山，并且顺利找到了倭寇的主力——龙山之战，就此开幕。
戚继光的军事素养，没有丝毫问题，他先熟悉地形，排兵布阵，然后命令部队出击。
待戚继光命令一出，奇怪的事情立刻发生：士兵不是扑向敌人，而是反方向逃跑。一群倭寇，跟着看不到边的明军后面猛追。戚继光的副将见势不妙，赶紧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快逃跑。戚继光惊愕不已，登上一块高地，搭箭便射，冲在前头的倭寇头领应声倒地。接着，又是第二支、第三支，谁冲在前头谁先死，倭寇们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掉头回撤，明军开始反击。
戚继光命令将士全力追击。没有命令倒好，有命令士兵们反而回来了，戚继光怒不可遏，抓住一个士兵问其为何违抗命令，这位军爷倒也实诚，直接回答戚继光：把他们赶远点就行，何必拼命呢！
戚继光指挥的第一仗，就这么窝囊地结束了。
接下来的雁门岭之战，比这更窝囊。两军相遇，将士跑得没了人影，戚继光要不是年轻力壮跑得利索，早也做了倭寇的刀下之鬼。
其实，仗打得更窝囊的还不是戚继光。在调戚继光来前线之前，明廷早调过多路“客兵”：山东的弓手，蒙古的马队，四川的土兵，广西的狼兵，少林寺的僧兵，等等。各路“客兵”，比戚继光的手下更糟，不仅擅长逃跑，抢掠的水平也不比倭寇差到哪里去。只有少林僧兵打得不错，僧兵与倭寇交战时，正规军全在一旁认真看。不过，不是现场观摩学习，而是恨不得把僧兵给宰了——当兵是为了吃饭，你这种玩命打法，不是抢正规军的饭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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