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9章 有成绩也有问题(3/3)

    总理将自己了解的都说了出来:“去年华昌集团成立，根据规定,15收益用于分红,以华昌机电为例，拿出了近四千万元进行分红,全公司四千一百多号人，平均分了两千多元，研究员、技术专家、科学家则分了数千至数万不等。”

    “这种分配体制，工人确实受益了，不过根据同安示范县的税收政策,需缴纳2至45不等的个人所得税,年收入万元以上，需缴纳约20以上的所得税,这些钱都归于了同安县财政，剩下的钱则由工人自由支配。”

    主席续起了烟问道:“工人支配的问题如何来调节?”总理回道:“除平时生活支出，就是购买工商业消费品，前几日建工部长刘秀锋同志去了同安,听建工部的同志说，同安县要建新县城,还要搞什么生活小区，大概是建房子再卖给工人阶级,根据经济循环的一般原理,工人的收入相当一部分会被社会市场吸收,而后再反向带动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再来带动农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所以给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席听明白了。

    总理点了点头:“大概是如此。”

    主席说道:“目前,国内社会资源总量有限,这样搞会形成地区分配不公的问题，方叶难道没有想到这些?”“他肯定是知道的,不过…。”总理稍作停顿便说道:“毕竟是一个县城，人口仅有54万，就算全县购买力很强，也还不至于影响到全国,我想他大概是想要立一个榜样出来,好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当然是想到了，事实上他不仅全都明白,而且还是故意这样搞,因为过不了几年,国内的工商业品就要出问题了，大量的国营工厂建了起来,但是却没有多大的消费市场，或者说基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制度上压制市场的发展。

    然而想法没有错，集中全国资源办工业，但是没有一定程度的市场，造成的结果却是很大的，1956年开始，大量的高中，大学毕业生、城市青年无法就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山上下乡。

    知识青年下乡，这在短期内,确实对老少边穷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但是随着大规模毕业潮的到来，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大。

    城市青年除了进工厂,进学校,基本没有别的就业方向，可国家工业才刚刚起步，大多数国营工厂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待发展,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多就业。

    特别是到了1958年时,全国国营职工包括公务员，达到了惊人的5400余万，而全国人口只有六亿,相当于十分之一都靠国家养。

    可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后面还有一两千万青年无法安排工作,等于有七八千万人,都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国家来想办法供养，这又将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压榨,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以自行车为例，1955年中国自行车生产迎来了一个高峰,全国全年生产了60多万辆自行车,但是在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急少，而自行车的生产量却又在不断的增加，仅仅五年之后，1960年就达到了250万辆。

    工业品不断的产出，消费市场又没有搞起来,同时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国家调拔价与市场价完全不同，自行车调拔价一辆160元左右，而市场价两三百元，一个普通工人，就按石油工人来说，三级工一个月才43元，一年收入才够买一辆自行车，现实是，工人不可能拿这么多钱来买。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就此出现了，社会终于从解放前的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抑制,初步解决,接着再次通胀,并且这一通胀就要持续了二十多年，恶性循环就此诞生。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减缓呢?当然是可以的，其实将工人收入提高一些，而后发展一些基本的市场,不说完全解决，至少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通胀,只是懂经济的人那么多，但最终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却并没有人敢于说出来,这中间的因素自然也不简单。

    首先是意识形态，发展市场就等于是搞资本主义,谁敢提那就要先看看自己的脑袋有几斤几两,其次是对工业发展的认识不足，认为通过抑制社会成品总量的输出，同时提高资源输入，减少支出，就能更好的发展工业，也就是一切向工业集中，集中资源办大事。

    不得不说，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只是过于教条了,集中资源没错，减少支出也没错，但是内部市场同样要发展,否则生产出钢铁，制造出自行车、缝纫机给谁用?用来做什么呢?

    纯靠外贸又行不通,那些工业国根本不缺这些低端工业品，甚至他们造得更好，往穷国卖又卖不出去多少，内循环又不搞,陷入了经济发展的误区。

    最后就是国际局势的问题,建国之后，国家面临的形势很不好,虽说突破外交困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随着中国与苏美同时对抗，中国仅存的社会阵营市场又丢失了大部分，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了起来。

    正常来说,这时候扩大外贸与内循环，需要两手抓,结果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全力扩大外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现实却完全不是如此,长期的贸易逆差，本就入不敷出，再加上对抗导致国防投入飞速增长，让本就处在困难之中的经济形势,顿时雪上加霜。

    学苏联模式,想象也很美好，国家控制一切，国家调度，国家分配,结果国家又没有苏联那么多专业的经济人才和数学家，未能进行全国大数据统计、分析与调查，也就是国家治理的专业水平很低,这使得在很长的时期内,国家其实只学了苏联的样子，并没有学到精髓。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方叶有时候甚至不忍直视,他觉得从那边将同安市的市政府领导班子搞过来,其治理水平都要比现在高几个台阶。

    别的不说，还是拿国务院出来举例，搞运动式建设一个比一个专业，大手一挥,上!就一窝蜂的冲，结果几年下来，随着发展加深,这种运动式建设,其实已经不满足国家的需要了，现下国家需要的整体统筹，整体规划,整体实施,然后过程之中做好监控,同时不断的调整,可是这样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做,结果就是闹出了1956年初的‘反冒进’笑话。

    各地纷纷层层加码，上报了56年度的建设计划,总理和陈云一看，顿时就慌了，说目标订得过高，太离谱了，接着就报给主席,主席问二人,既然说太高了,那就拿出太高的证据来证明,结果又拿不出来,主席为此大怒，说是草台班子，下令反反冒进。

    方叶曾经在看历史资料之前,也觉得反反冒进不对，后来他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才发现国务院这干的实在太欠水平了，如果放在华昌集团，他恐怕第一时间就将人给罢了，这么基本的统筹管理都搞不好,那还搞个蛋。

    虽说作为国务院一把手，总理有总理的难处，但其实也有些小心过头了，自己既然名正在位，那该做的就做，制度该建就建,职责该划就划,统筹该搞就搞,人员该培训培训，做不好的该调整就调整,工作该上报的上报，只要立身正,职责范围主席也根本不会说什么。

    诚然,也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此时百废待新，上面指令一个接着一个，确实也没有时间来认真的搭建框架，但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制度的建设就更加重要了，即便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可这样的工作还是要人来做，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这方面,只是这样的工作又没人来做,最后可不就问题越来越多了。

    三月间,方叶向总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总理现在也在着手搞这些事情了，但搞成什么样,现在方叶远在千里之外并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统筹管理工作没有搞好，明年的冒进问题大概率还要发生。

    这件事不能用单纯的政治问题来解释这场争论,认为反冒进错,或者反反冒进错,更不能用个人专权来贴标,本质上就是工作没做到位造成的最终结果,事情没搞好,弄出了乱子，最后还平反,再方叶看来,那怕是扩大化了，根源上这件事也没得平反,错就是错。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