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0章 发现(3/3)

    如果方叶看到他们的报告，—定会认为这群人怕不是有神经病,同安县是中央成立的示范县,伟大领袖还来考察过，伟大领袖都没有说话,他们这群小卡拉米发什么颠,然而在这个政斗的时代,一切对己方有利的,都会成为对方的黑料，是好是坏，全看对谁有利。

    其实真正的极左时代,远比现下许平这个调查组更难以理解,那些伟大领袖曾经亲笔题字称赞过的人，照样被划成右派,各种批斗更是从未停止,而给出的理由也如出一辙―—欺骗伟大领袖,现在他们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真的不算什么。

    当然,许平几人并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被国家安全保卫机关给盯上了，他们在同安县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全方位的监控,他们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甚至在编造什么,都被查得一清二楚,至于抓不抓他们，如今只需要上级—个命令。

    不过,有些地方也确实是事实,比如庆州市，如今私下里搞同安县这一套,就是来自于省委邓书记的授命,这是一个在省里不公开的秘密,它既没有中央授权也没有经过省委人大讨论，完全是邓书记故意放纵。

    去年,邓书记将同安县委书记张安国调到了庆州市委任副书记,就是为了推行同安县的一般市场经济，当时张安国在上任前,被邓书记叫到了省委，并与其闭门谈了整整一日，也许是为了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也许是谈别的，而这些只有两人才知道。

    但张安国走马上任之后,也确实是按照邓书记要求做的，他一到庆州,便放了三把火，先是将庆州的个体户按同安县的方式全面解禁,而后要求公社的个人留粮,以备荒的名义从320斤提高到了420斤,这些变动都还不大,最大的是政府内部—系列政策的变动。

    庆州成立了供应销批发公司,其经营体制为‘自负营亏’,并且改变了过去对个体商人的诸多限制，允许自由经营，成立了农贸市场，允许农民自留地产出自由交易，而公社和生产队也进行了调整，虽然公社依旧存在，但是私下实行了‘责任田制度’，改变了农业生产关系。

    如果说其它的方面最多受到批评，但‘责任田制度’的私下推出,这完全是在与中央对着干，这件事若真的被人捅了出来，张安国铁定没有好果子吃，至于他心底究竟怎么想的不知道,但他确实在邓书记的授意下这样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赌上了个人的政治前途。

    其实伟大领袖坚持搞公社化,走集体体制，除了国家当下的建设需要外，还有一个原因，伟大领袖认为，只有集体体制才能快速的实现农业机械化，而责任田制度，则无疑会减慢这一过程,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

    这个理论的根据在于，由于国家长期贫困，加上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个体农民无法在短期甚至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个人家庭机械化耕作,唯有采用集体的力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观点,无论是现下,还是未来争论都非常大，支持者认为邓是反贼,是他搞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才使得新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缓慢了下来,而反对者则认为,以当时的国家经济体量,无论是公社还是个人家庭根本不可能有钱来买昂贵的农机,所谓的集体农业机械化,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谁真谁错，这场争论哪怕到了21世纪,中国农民的农业机械化已经大部分实现了,却依旧在持续，支持者认为如果不是邓瞎搞,中国农业机械化九十年代就能实现,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在扯淡。

    其实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共同点都一样，一致了忽略了分配制度在其中的决定性影响。

    公社化始于1958年,终结于1983年,在过去的25年间，全国实现机械化种植的成绩是多少呢?

    截止1980年,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每万顷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5台，小型拖拉机189台，农用载重汽车135辆,全国拥有农机约74万台,其与2022年国有农场农机数量相当,约占该年全国农机2100万台总量的三十分之一(约每500亩一台农机)。

    这—数据如果相比于1949年时的中国农业,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机械程度,无疑取得取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伟大的成绩，也是无可置疑的成绩。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纯粹的农业生产并没能让农民富起来，事实也不可能富起来，随着国家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产出相较于过去也确实在大幅度增加，但人均分配量被人口所抵消了，分配并没有增多。

    而且，随着大量国有工人，占据着消费的主力，国家需要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源必然向他们倾斜，再加上国有工厂的诸多限制,比如不能倒闭,这样一来,其运行所需承担的资金又再一次转嫁到了广大农民的头上，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可基于分配体制,工人相比于农民确实条件很好,但也只是相对的，事实上由于整体分配制度的不协调、不均衡,随着工人消费饱和后,市场便开始了萎缩,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没地方卖,而农民想买买不起。

    国有工厂看着堆积如山的货品发愁,农民看着满仓库的商品淌口水，至于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因为分配制度造成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让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各个阶级富起来，这样才会形成新的消费力量。

    农民要有消费能力，就意味着国家需要从工人阶级处拿出资源进行分配，于是工人阶级的好日子就此结束了，工人阶级确实苦了一阵,以至于怨声载道,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农民阶级苦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过幸福的时刻。

    国家正是通过对经济制度和工业化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这才使得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新的消费群体出现了,从而催生了更大的市场，国家的经济由此迎来了高速增长的局面，社会的各行各业也因此发展了起来。

    所以，若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过去的分配体制依旧不加以变化，那么无论是走公社化(计划经济)或是搞市场经济,其实农业机械化都不可能快速的发展起来,因为无论如何发展,最后都会被旧有分配体制进行‘重点’(不对称)分配，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愈发加大。

    到了那时,城市可能建设得非常繁荣,工人阶级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而农民阶级依旧在土里刨食，而这种情况世界上不是没有例子，曾经的南斯拉夫、巴西，后来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是如此,迪拜再繁华也改变不了，迪拜农民挣扎求生的现实。

    当然,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仅仅是农业机械化上,还体现在国家总体经济体制上,体现在国家工业总体发展上。总之，天下大同的理想没有错,这是纯粹而高尚的,但如何认清实现理想的途径，寻找—条符合时代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地方。

    否则,仅仅用‘乌托邦’来构建整个国家的制度，并且不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一味的坚持‘理想’，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实际,只成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