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5章 南斯拉夫之行（二)(1/3)

    南斯拉夫之行（二)

    总理一脚跨出座驾,便看到铁托总统正笑容满面的站在车旁，当总理走出车时,铁托已经展开了怀抱，总理原本准备伸出手也张了开来，随即两人紧紧的抱在了一起,停留了整整两三秒，这才行起了贴面礼。

    “我谨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和全体人民热烈欢迎周同志来访，并表示热烈欢迎。”行完贴面礼的铁托,这才握起总理的双手，致起了欢迎辞。

    “我很也高兴能到同志国南斯拉夫进行访华，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感谢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并代毛主席向铁托总统表达诚挚的问候。”总理紧紧握起铁托的双手，二人皆用力的摇了起来。

    看得出来，铁托对于这次会面是十分重视的,自1955年南斯拉夫正式取消‘五年计划’结束计划经济体制以后，这个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便一直在谋求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而铁托本人更是与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三人共同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

    由于南斯拉夫主张在大国搏奕的背景下，不依赖大国，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此其与苏联的关系相当的微妙，并且其在独立以后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政治非常的独立，因此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不仅不承担南斯拉夫的独立性，而且对其相当的敌视。

    这一切都原于二战时期,南斯拉夫在反抗德国纳粹的过程之中,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并未依赖苏联的供给,而是独立的由游击队发展成了巴尔干半岛解放军，并成功的在反对纳粹之后获得了独立。

    斯大林与铁托的恩怨也由来已久,在1941至1943年间，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在纳粹德军的围剿和寒冬里苦苦支撑急需补给，因此便向苏联求援,但是斯大林的回应十分冰冷，斯大林在内心里认为铁托的行动破坏了他在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止标，因此拒绝了援助。

    正在进行反进纳粹斗争的铁托在获知这一消息之后，深感震惊,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苏联竟然不愿帮助同为共产主义武装且反抗欧洲纳粹的南共，他对于斯大林的这—行径进行了认真分析,才最终明白了过来,原来斯大林不支持他,是为了将来消灭纳粹以后控制巴尔干。

    自此之后，铁托彻底醒悟了过来,他知道自己所崇拜的苏联,其实并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从那以后他调整了策略，为了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和独和立，开始寻求英美的帮助。

    那是1943年,南共终于获得了英美的援助物资，因此走上了快速成长的道路,南共游击队飞速的变成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势力越来越大,成功的收复了不少领土，就在铁托率领南斯拉夫人民顽强斗争取得一系列成绩的第二年,他被斯大林给出卖了。

    1944年,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共同商讨战后地盘划分的问题,在这场会议中，南斯拉夫变成了桌上的菜肴，斯大林想将南斯拉夫一分为二，而丘吉尔则支持南国流亡政府组建联合政府,最终斯大林同意了丘吉尔的方案,并发电要求铁托遵从，铁托无奈接受。

    二战胜利了，但是南斯拉夫面临的形式并不好,这个国家被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半包围,铁托看到了南国的形势，于是提出了‘多中心共产主义’的理念,他认为民族独立与国际共产主义之间,前者更加重要。

    然而他的这—思路无疑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大统一’设想格格不入，在斯大林的设想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应当加入苏联大家庭,特别是欧州方向的国家更应当成为苏联联盟成员国，也正是在这―设想下，波罗的海三国早在1940年就被苏联吞并。

    铁托本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理念,无疑挑动了斯大林的神经，于是苏联展开了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封锁、舆论战和间谍渗透,斯大林不惜派出克格勃多次刺杀铁托,企图以此逼迫南斯拉夫人民听命。

    面对苏联的刺杀，铁托并没有被吓倒,他反而在一次刺杀未遂后亲自写信给斯大林，讽刺道:‘下一次刺杀，记得带上可靠的方案来’。

    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围困并没有吓倒铁托，反而促使他坚定的走上了追求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独立、完整的道路,为了改变南国面临的困境,他开始调整政策,选择与资本主义阵营交好,而这一决策,使得南斯拉夫仅用了几年就从困顿之中走了出来，并获得了国家的高速发展。

    南国从1945年成立，到1950年，国家经济快速的恢复了过来,随即铁托开始考虑计划经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的问题,而根据南国的工农业情况，他发现这一体制并不适用于本国，于是着手结束计划体制，创造出新的‘经济自治制度’。

    在这一制度中下，南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比如:工人阶级拥有企业自主权，掌握企业的利润分配,这一调整极大的刺激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使得国家工业发展快速的进步。

    同时在社会工商业其它领域，也放开了诸多限制，允许私人经营,加上美国也对南斯拉夫展开了大力帮助,其一次性援助金额就高达50亿美元，并在英国的协调下,成功的解决了与意大利的领土冲突问题,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获得了阶段性成功，社会经济开始高速发展。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看到了南斯拉夫发展势头，基于苏联国内经济发展和外部局势的困境,他开始着手与资本主义阵营缓和关系，而南斯拉夫虽处在苏联东欧小弟的半包围之中,但是其又与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等国相邻，获得支援十分方便，他知道再与南国敌视对苏联是不利的,于是便主动着手缓和与其的关系。

    当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中国)看来,南斯拉夫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决定接受它时,遭到了诸多阵营成员的不解,但苏联最终还是认定其是社会主义国家。

    1955年，苏南两国关系迅速正常化,随之中南也在同年建交，原本两国关系应当不会再出波折,只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之后,随着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中国的政策随之跟着出现了变化。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完成,第八次全国大会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党的任务已经从领导阶级斗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南两党也在此期间达成了共识,认为‘两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和新贡献’。不过,苏联‘二十大秘密报告’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又重新走上了阶级斗争的道路。

    1958年，中国国内‘反修正主义’的浪潮开始出现,南斯拉夫被描述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时任驻南大使伍修全的脚步没有跟上国内的调子，因此被召回国接受猛烈批评，他一边诚恳的接受批判，一边向中央反映了南国的真实情况，不过人微言轻,并无作用。

    当时康升和陈伯大作为御用写手，对南共展开了猛烈批判，大骂南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伍修全一番思考之后，也认为自己‘认识不清’，并就此向中央作起了检讨。

    如果按照历史发展，伍修全将会就此离任驻南大使一职，南国也在不久后召回驻华大使。然而当方叶看到这种‘误中副车’的行径愈演愈烈,中南关系即将走向破裂之际,他站了出来紧急前往了北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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