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5章 从一只茶缸说起(2/3)

    “特别是对于农村那些只念了小学和扫盲班的青年女同志来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学历又低，国企基本进不去，而民企则给她们提供了机会，大凡有一位女同志进了工厂，全家的收入她最高，妇女同志在家里的地位也就跟着高了，改变的不仅是家庭地位，更是连命运都跟着改变了。”

    岸英说道:“方大哥讲的不是您想的那样，他说的扩大工业生产，是指让民营企业参与进工业生产当中，让民企与国企在一定的行业内进行竞争，而民营企业会大量招收农民工人，其赚取的利润会有一部分配到农民工人身上，又以此来扩大了市场。”

    市场化的两个特点，就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很显然国内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两种机制，商业品的价格不是通过市场来订价，而是由国家来进行指导定价，实行的是双轨制，企业到批发公司实行的是‘调拔价’,而国营商店商场、个体商店摊贩的批发价也不同。

    主席想了好一阵,说道:“现在就推行市场机制时机还不成熟,除此之外有没有一种弥补性的办法?”总理和刘主席都思考了起来,只见方叶率先回道:“我这里倒是有一个不成熟的办法。”

    方叶说道:“对涉及民生的纺织及纺织印染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小五金、民用化工用品行业和一般民用工业品制造业进行一次摸排，确定这些行业中哪些种类的商品能够开放允许个体商户直接到工厂下订单或搞批发。”

    “同安市的那套搞法现在如何了?”刘主席说道。

    总理微微点头，他想了一会说道:“可以发一个鼓励性通知，比如若企业国家生产指标加上市场生产指标，总量达到国家指标要求的，则统一视为完成指标，这样—来企业负责人就无须承担风险了。”

    且供销批发公司优先供应的是国营商店或商场，剩下的才是供给个体户的，加上指标生产下货品又经常短缺，这也导致个体户间为抢夺批发货品,时常爆发激烈的抢货大战，因此这—程度来说，其实市场是有的，只不过市场分配机制很不合理。

    而岸英则继续说道:“民企职工则又是一个状态，工人不等上班时间就提前来了，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九十点都是常态，最忙的时候甚至通宵干，许多农民工人更是常年不休息,拼命的干，一年下来顶过去十几年的收入，他们干活根本不需要人催,反而是怕订单不够多。”

    方叶继续说道:“这两个例子只是代表，但足以说明，全国当下的商品价格都不是真实价格，只是体制控制下的价格，这使得商品普遍昂贵，老百姓购买的代价很大，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一种变向剥削。”

    四人皆看向方叶，主席说道:“你说说看。”

    总理见气氛烘托得已差不多，这才向主席说道:“从岸英和方叶两位同志的讲述可以看出来，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正在进向僵化，分配体制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因此，若过去的体制不加以改进，那么国内的供需矛盾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总理双目中精光一闪，赞道:“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既能给企业面向市场提供一个契机，又能带动企业生产值的增加，还能缓解市场供需的问题，一箭三雕!”方叶则是说道:“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有企业都是有生产指标的，对于官僚化的企业来说，虽然这样做能够增加企业收入，但是他们再没有完成指标前,是肯定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去接个体商户订单的。”

    “前三个五年计划时,特别是一五二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薄弱，这种分配方式没啥好说的，这是国家工业建设不得不采用的方法，然而到了现在这种方式还在用，没有任何实质性调整。这种分配不公造成的后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消费很快将处于饱和，而农民则是想买买不起。”

    方叶抿嘴略一思考，立马就发现了一个漏洞说道:“总理,目前全国指标性生产条件下，若是国家需要某项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但是企业认为直接给民间生产赚的利润更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故意压低国家指标怎么办?”“你有什么好的看法?”总理问。

    “老百姓没有多样化的需求,企业也就没有这种市场，而现有体制下，企业本身创不创新也无所谓，没啥发展的动力，反正垄断市场下，业绩年年都在涨，即便不涨了，也倒不了，最多合并。”

    “而且民营工厂不仅解决了农村和城市青年待业的问题，还极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以前百姓的认知里,妇女都是赔钱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矛盾。”主席说道:“增加工人，增加城市户口，扩大生产也只能暂时的缓解，并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

    主席不可置信的说道:“怎么发展成了这个样子。”

    岸英回道:“国营企业收入增加有限，又缺乏激励措施，职工能在厂子里待着就不错了，现在同安市场青年找工作都愿优先进民企。当然国营企业也不全是这样，有些厂子领导比较有想法，企业经营得就很好，这些企业一般都会在私下增加奖励，但在制度上属于违规了。”

    “对于必须品比如茶缸来说，老百姓又不得不买，而昂贵的价格又使得百姓消费能力变低，多样化需求的欲望降低，比如一个农民家庭，平时可能只买一两只茶缸,结婚时再买一个装油的搪瓷缸加一个痰盂之后，就不会再买别的了。”

    刘主席问:“双方的劳动效率和工作时间不一样吧?”岸英点头道:“是不一样，甚至可以这样说,完全是两个状态。国营厂的职工,企业有没有活做他们不关心，反正到月拿工资，每天工作都是八小时，到点下班，即便有紧急订单，厂子里再急他们也不急,每天生产指标若下多了，工会就抗议，总之生产不急不慢。”

    这些事如果不是今天谈到，岸英说了出来，主席这些领袖们根本不敢相信，市场机制下的国企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状态。

    岸英回道:“同安现在的民营企业总数已经超过国企了，而且民营职工的收入也比国企职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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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隔三差五就生病请假，要不就各种事假，反正只要上级批了，一般＋天内都不会扣工资，迟到、早退都是正常现象,这使得生产线工位经常因为缺岗无法正常生产，还有一些工人因想提高收入,于是长期各种请假,然后到民企去偷干私活。”

    “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得扩大分配,将工业创造的利润分配一部分给农民群体，可现有体制下，国家层面若拿钱单纯的投向农业方面，并不能获得直接收益，消费市场也同样做不上来，那么要实现更加合理的分配，就得扩大工业生产招收更多工人的同时，带动消费市场的增长。”

    “就以缝初工来举例,国营企业拿的是固定工资,一个月大约四十到六十块之间,而民企实行的是保底 计件制,一名熟练车工一个月能拿八九十，有时能过百，而做得快的甚至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

    “当企业产生了利润时，一部分归于了工人，一部分归于国家;当企业出现亏损时,由国家来兜底,实质上就是全国农民在兜底,说好的国有企业，利益所得归于全民,但最后分到农民头上极少，甚至没有,损失却要农民集体来承担，这是严重的分配不公。”

    “—些职工间还形成了默契,既然干多干少都是一个样，那么干脆慢慢做，对于他们来说同安市里有民企，订单忙不过来就发给民企做,而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他们干不干、干多干少，到月工资都一样，且一分都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