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0章 谈判六：重生与阳谋(2/3)

    “写不出来？”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九一九年春天，我们在托博尔斯克。那时候我们还有二十万人，还有希望。有一天晚上，一个年轻的中尉来找我。他刚从乌拉尔山那边逃回来，身上带着伤。他说，海军上将阁下，我父亲被布尔什维克杀了。我母亲和妹妹失踪了。我的房子被烧了。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但我还能打仗，让我跟着您吧。”

    他顿了顿。

    “一九〇五年，对马海战。我们的舰队比日本人的大，炮比他们的粗，船比他们的多。但我们输了。输在哪？输在通讯、输在指挥、输在训练、输在战术。我们还在用纳尔逊时代的打法，他们已经在用无线电指挥了。”

    “今天，我又看到了对马海战。只不过这次是在陆地上。”

    他转过身，看着所有人。

    森连的手里攥着钢笔，攥得太紧，指节泛白。稿纸上一片空白，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吉米廖夫，”他终于开口，“你还记得一九一七年吗？”

    “他死了。一九一九年冬天，在鄂木斯克。冻死的。撤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大衣给了他的班长。班长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那时候我们在黑海。你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刚从前线调过来，第一次上我的旗舰。你问我：海军上将阁下，我们打的这场仗，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在想，我们这代人，打了二十年仗。从一九〇四年打到一九二〇年。日俄战争、一战、国内战争。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懂了。今天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今天一共数了三遍。”加藤章说，声音很轻，“第一遍，一千辆。第二遍，还是一千辆。第三遍，一千一百二十三辆。我数到后面，他们已经开始突破了，我忘了数到第几辆。”

    “海军上将阁下，”吉米廖夫忽然说，“那个中尉，后来怎么样了？”

    “吉米廖夫，”他说，“我们打了三年。死了多少人？一百万？两百万？剩下的这些人，还有几个能回圣彼得堡？还有几个能回莫斯科？他们像那个中尉一样，没有地方可去了。他们需要的，不是俄罗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今天在想一件事。”他说，“我们跟俄国人打了多少年？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陆战打了十九个月。我们死了八万人，伤了十五万。那时候觉得，值。因为赢了。因为从旅顺打到了奉天，因为俄国人签了和约，承认了我们在南满的利益。”

    森连中佐坐在硬木椅上，面前摊着一叠空白的电报稿纸。加藤章站在窗前，背对着他，望着外面渐暗的夜色。

    “见过。高尔察克的部队，谢苗诺夫的哥萨克，还有红军。”加藤章顿了顿，“都见过。”

    “见过俄国人打仗吗？”

    “海军上将阁下，”他说，“我看到我们的未来。”

    东侧独立小楼，日本代表团的房间。

    高尔察克抬起头，看着屋里所有人。

    森连没有说话。

    “加藤君，”他终于开口，“你在海参崴待了多久？”

    他看着壁炉里的火，声音越来越低。

    森连的钢笔在稿纸上戳了一下，戳出一个小洞。

    加藤章在他对面坐下，摘下眼镜，用麂皮慢慢擦拭。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高尔察克沉默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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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米廖夫从窗前走回来，在沙发边坐下。他看着高尔察克，眼神变了。那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疲惫，释然，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过了很久，高尔察克站起身，走到窗前，站在吉米廖夫旁边。

    这是白俄代表团的房间里，最后一句对话。

    吉米廖夫没有回头。他看着窗外的夜色，声音很轻。

    “但如果我们在那里，重新开始。如果我们不再想着恢复什么，不再想着回去哪里，只是活着，像人一样活着。如果我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上学，工作，结婚。如果有一天，他们问我们，爸爸，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在那里吃了很多苦，然后在这里，重新开始。”

    高尔察克沉默了很久。

    高尔察克的声音停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已经黑透的夜色。满洲里的灯火在远处闪烁，星星点点。

    高尔察克继续说：“我当时怎么回答的？我说：为了俄罗斯。为了让俄罗斯不被那些疯子毁掉。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还能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散步，还能在莫斯科的大剧院里听歌剧。”

    列别捷夫把演习手册合上，放在膝盖上，手指轻轻按着封面。

    “我在海军的时候，”他终于开口，声音很低，“听过一个词。叫技术革命。意思是，当一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谁先学会用它，谁就能赢。”

    “现在呢？圣彼得堡改名叫彼得格勒了，还在布尔什维克手里。莫斯科的大剧院，听说改成了什么工农文化宫。涅瓦大街？我们的孩子，有几个还能回去？”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他停顿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着所有人。

    高尔察克坐在沙发上，一直没有说话。他盯着壁炉里的火焰，看了很久。

    谢苗诺夫的烟斗掉在膝盖上，他捡起来，又塞进嘴里。

    “吉米廖夫，你在想什么？”

    过了很久，高尔察克说：“我们不要再让那样的事情发生了。”

    “滨海不是俄罗斯。从来都不是。那个地方，四十三年前还是中国的。我们的移民去了，建了城市，修了港口，觉得那是我们的了。但历史不会因为你觉得，就变成真的。”

    “我问：你打完了仗，想去哪儿？他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也许，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吉米廖夫的眼眶红了。

    “两年四个月。”

    吉米廖夫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已经完全黑透的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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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章终于转过身。他走到桌边，拿起那份电报稿纸看了看，又放下。

    “那是沙盘。今天这是真的。”

    “六个小时，全歼十个师团。”他重复加藤章刚才的话，声音沙哑，“你知道吗？去年冬天，我们参谋部用沙盘推演，最好的结果是用六个师团在预设阵地挡住两个旅的进攻，代价是伤亡百分之四十。”

    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但屋里仍然让人觉得冷。

    吉米廖夫没有说话。

    加藤章戴上眼镜，看着他。

    卡普佩尔重新低下头，盯着地板上的水渍。

    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把所有人的脸映成橙红色。

    “可是今天……”

    他的声音停了。

    加藤章没有说话。

    森连点点头。他把钢笔搁在稿纸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那姿势像在克制什么。

    屋里静得只能听见壁炉的噼啪声。

    森连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把钢笔放下，又拿起来。放下，又拿起来。

    森连继续说：“后来打德国人。青岛，两个月，死了一千多人。不多。那时候觉得，帝国陆军，亚洲第一。俄国人不是对手，德国人也不是对手。”

    吉米廖夫愣了一下：“当然记得。”